途旅行外，我甚至很少进行持之以恒的体力锻炼。我最不能忍受的是为了保护身体而必须屈从于种种纯属臆想的违反自然的“清规戒律”。我一生信守不渝的，是对自己从青年时期就认定了的理想和信念，绝不动摇。对于种种邪恶现象，我也绝不缺少那种嫉恶如仇的义愤。但我也始终认为，人应当具有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我承认，我的性格也许过分温和和过分宽容，以至于从延安时期直到现在，我头上长期被扣上的“温情主义”和“缺乏斗争性”这两顶帽子，从来没有摘掉过，有人甚至因此以“东郭先生”相讥，我对此也并不介意。我的一条自然形成的准则是：有所为，也有所不为。对于原则问题，我绝不含糊，而对于那种纷至沓来的小是小非、嘁嘁喳喳之谈，我采取的是既不斤斤计较，也绝不跟自己过不去的态度。只要是于人民有益的工作，只要是性之所适、情之所至的好事，我总是愿意无条件无代价地付出自己的劳动，哪怕是力所不逮，我也总是尽力而为。
　　就是这样，我走过了自己艰难而又无愧无悔的七十五年的漫长岁月。我已经大大地、超额百分之三百地完成了我父亲当年所期望于我的“生命计划”。对此，许多人为我庆幸，有人则不那么高兴，但对我来说，至少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久病”也能够“延年”的绝非虚构的范例。因此，不管怎样，“久病延年”这四个字一直被我视为至理，至少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推己及人，我希望，别人也能由此得到一点启示，或者引起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