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论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

作者:苏轼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译文

天下的祸患,最不好办的,是表面上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却有无法预料的隐患。坐在那里看着事情在变化,却不想办法去解决,恐怕事情会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但一开始就用强制的手段去处理,那么天下的人由习惯太平安逸,就不会相信我们。只有那些仁人君子杰出人物,才能挺身而出为天下的人去承担大难,以求建立伟大的功业。这当然不是在短时期内由那些只图求名的人所能做到的。

天下太平,无缘无故挑起大难的开头,我能挑起它,我也要能收拾它,然后才有言辞向天下的人交代。如果事到临头,却想慢慢避开它,让别人来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必然集中在自己身上。

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出力,谋划削弱山东诸侯的势力。山东诸侯联合起兵,借诛杀晁错的名义反叛朝廷。但是皇帝不能明察,就杀了晁错来向诸侯解释。天下的人都悲叹晁错因为尽忠朝廷而遭杀身之祸,却不知晁错也有自取其祸的原因。

古时候能够建立大功业的人,不只有超出一般的才能,还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疏通大河,让水流进大海。当他的功业尚未完成的时候,也有堤坝溃决和洪水横冲直闯的可怕灾难。只因为他事先估计到这种必然性,事情来了并不惊慌,而是从容不迫地规划解决,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诸侯那样强盛,却要一下子削弱它们,他们起来叛乱有什么奇怪的呢?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替天下人做抵挡大难的先锋,控制吴、楚等国的命运,却为保全自己着想,想使皇帝亲自带兵出征,自己在后方防守。那么试问,挑动七国叛乱的是谁呢?自己想求得名誉,又怎能逃避祸患呢?因为亲自带兵出征极为危险,留守后方十分安全,你自己是挑起大难的罪魁祸首,却选择十分安全的事情来做,把极为危险的事情留给皇上去担当,这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哪。

在这个时候,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进言,晁错也未必能免除杀身之祸,为什么这样说呢?自己想留在后方防守,却让皇帝亲自出征。照常理上说,皇帝已经很难于忍受了,又加上很多人不同意他的建议,所以袁盎的话就能在这中间发生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挺身而出承担危险,日夜操劳,率兵向东去阻击他们,不至于使自己的君王受牵累,那么皇上将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可以离间得了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不平凡的功业,就不要专门去考虑保全自己的计策。假使晁错自己带兵去讨伐吴、楚,不一定没有成效。只因为他想保全自己,就使得皇上不高兴,奸臣能够乘机进言。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计策,不就是用来自己害自己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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