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聚会

冬天的聚会王安忆王安忆,女,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上海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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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安忆

    冬天的聚会
    王安忆
    王安忆,女,1954年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上海作协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论著《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
    那时候,冬天里,洗澡是件大事情。地处长江以南,按规定不供暖。可是,气温虽然大都在零上,却因湿度大感觉寒冷。许多北方人来到这里,都患上感冒和手足冻疮。比较起来,倒是这地方的人更耐寒一些。人们在阴冷的气候里,安度冬天。不过,洗澡真是个大事情。
    我们家有一门特别要好的朋友。两家的父母原先是一个野战军的战友,后来又一起在军区工作。他们这四个人,互为入党介绍人,在差不多的时间里结婚,又先后陆续从军区转业到现在的城市。又很巧的,我们这里的妈妈和他们那里的妈妈又在同一个机关里共事。所以,我们这三个就又是在同一个机关幼儿园里生活和学习。他家的男孩与我家的姐姐年龄比较接近,同在一个班级,意趣也比较相投,擅长各类游戏。他俩在一起玩得热火朝天,剩下我在一边干着急。就这样,我们成了通家之好。
    方才说的,我们两家四个大人中间的三个,来到了现在的城市,那剩下的一个是谁呢?是他家的爸爸。就他一个人还留在军区,冬天的聚会就要从他这里讲起。他其实经常回家,有时探亲,有时出公差,和我们大家团聚在一起,干什么都缺不了他似的。这一年的冬天,他家的爸爸又来了。这一次来,他在军内的招待所里定了一个房间。说是招待所,其实是宾馆,有着中央系统的供暖,温暖如春。客房呢,带洗澡间。于是,我们两家的大人,还有保姆,便一起去这房间里洗澡。补充一句,由于我们来往甚密,于是,两家的保姆也成了好朋友。时常是,大人和大人一起,孩子和孩子一起,保姆和保姆一起。就这样。
    我们去洗澡是在一天晚上。全家的换洗衣服,毛巾,还有零食和我们的玩具,装成好几个包。然后要了两辆三轮车,往招待所去了。对,那时候,有三轮车,以及三轮车夫,并不给人文学作品中的贫寒和劳苦的印象。他们将三轮车收拾得干干净净,座垫上包着蓝布罩子。油布的车篷上了蜡,散发着酸唧唧的刺鼻的气味。这气味也不顶难闻,它有一种凌冽的爽洁的意思,一会儿便适应了。车座下的踏板是没有上漆的白松木,宽条,拼接处结实地钉着钉子。车胎可能是补的,可补得合缝,服贴,气充得鼓鼓的。车轴上了油,十分润滑,有一点轧轧声,也是悦耳的。车夫的棉背心也可能打了补丁,却被一双巧手补得细细密密。那通常是一双苏北女人的手,特别勤于洗涮缝缀。车夫们,其实也不是想象中那样年迈体衰的,只不过,他们的装束有些旧和闭塞,带着他们所来自的家乡的风范:对襟棉袄,缅裆棉裤,棉花絮铺得特别厚,又用线绗上道。裤腰上系着宽宽的布裤带,平平地围上几道,也为了撑腰好借力。裤腿上呢?系着布条,为防止车链子磨破裤管。这样一来,他们在这个新奇摩登的城市里,就显得老了。他们正在壮年,你看他们一脚踩在脚踏,另一脚轻轻点地,点着,点着,脚往前梁上一跨,就坐上了车垫。下来时,也一样。他们并不放慢速度。相反,还加快了,然后一跃而上,乘着惯性,随着车子奔跑到终点。这几步跑得呀!真是矫健。他们脚上的手纳布鞋底,在柏油马路上一开一合,上面的盘龙花便一显一隐。
    马路的路面,在路灯的映照下十分光滑,不过不是镜面那样的光滑,而是布着细细的柏油的颗粒,好像起着绒头,将光吸进去。所以很柔和。不知是不是因为地球形状的缘故,当然,更可能是为了雨天防止积水的缘故,路面呈现出弧度。在灯光下,看得最清,因为光顺着受光面的弧度,均匀地稀薄下来。行道树虽然落了叶,可因为悬铃木树干比较浑圆的形状,以及树干上图案式的花斑,所以并不显得肃杀,而是简洁和视野开阔。冬天的马路,也比较少人,但也并不因此寥落,反是安宁得很。我们这两辆三轮车驶过马路,三轮车上载得满满的。前面是爸爸和妈妈,带着一部分包裹。后面是保姆带着我们,和另一部分包裹。保姆抱着我,姐姐抱着她的娃娃。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家庭出行。路灯照耀着,大人和孩子的脸上都罩着暖色调的光和影,偏黄,对比柔和。风,自然有些料峭,可江南的风,究竟又能料峭到哪里去呢?倒是使空气干爽了,驱走了一部分的潮气。不过,我们孩子的表情,多少是严肃的,脸绷着。夜间出行,总使我们感到不太寻常。车夫稍稍压下的双肩,由于用力,一耸一耸的起伏。到拐弯的时候,便直起上身,伸出一只手臂示意着,慢慢地拐过去。这姿势有一种优雅。我们驶过了一些马路,在一座大院跟前停住了。
    这是一座方形的建筑,样式有些接近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它显然是在建国以后造的,和这座城市的殖民风格的建筑,还有那种生活气息浓厚的民居很不一致。在这些姿态旖旎的旧建筑中间,它显得格外严肃,难免有一些乏味,但也包含有一种北地风范,“质”的风范。它的院子大而且平坦,使得周围的路灯照耀不到中间,就变得暗了。这也是有一股威势的。我们这一伙携儿带女,大包裹小行李的人,在这里躅行,看上去多么哕嗦和拖拉呀!
    我们终于走过院子,走进大厅。大厅也是广阔的,却很明亮,而且非常暖和。周围都是军人,穿着军装,个个精神。不像我们,穿得那样臃肿,身后还跟着一个梳髻,穿斜襟棉袄的苏北女人,我们的保姆。人们都在说话,同时大声地笑。可是声音在高大的穹顶底下消散了。而到了新环境里的我们,又都有些发傻,回不过神来。人们就好像是在一部没有放映好的电影里,只有动作,没有声音。但画面却是如此清晰,人们的表情相当鲜明。他们笑起来,眼角处的褶子,还有嘴角一弯一弯荡开的笑纹,都丝丝可辨。有一个军人,走过我们,在我头顶上胡噜了一下,我都没有回过神来。转眼间,我们已经进了电梯。然后,在走廊中间的一扇门前停下了。
    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我们熟悉的人。顿时,一切就都有了声音,活了起来。我们从方才一路陌生的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了知觉,甚至比平时更要活跃。大人们也很兴奋,七嘴八舌的,顾不上管我们。那两个保姆呢,她们会心地不出声笑,互递眼色,一边却忘不了她们的职责,替我们脱衣服。房间里更热,简直成了一个蒸笼。因为内外冷暖相差,便积起雾状的水汽。人看上去,都有些模糊。我们很快就被脱得只剩一件衬里绒衫,可底下却还保守地穿着棉裤。这就使我们的样子十分奇怪,就像一只钻出蛹子一半的蛾子。可这已经够解放我们的了,我们身手矫健极了。我们捂了许多日子的身体上,散发出一种酸乳的腥甜的气味。小孩子的体味其实是比大人更重,他们的分泌系统还没有受损伤,所以很卖力地工作着,分泌出旺盛的腺液。同时,他们又是被捂得特别严实。那气味呀,简直翻江倒海。
    这是一个套房,但并不大,我们就在外间活动。为了谈话方便,大人们将两张书桌在房间中央,拼成一个大桌子,放上吃的东西,喝的东西,玩的东西。地上铺着地毯,所以,我们孩子又在地上摆开一摊。我们在地毯上打滚,爬行,追逐,上蹿下跳。我姐姐和他家的男孩,由于是同班,就有了许多共同语言。他们甚至不用语言,也能互相了解,沆瀣一气。他们一对一地,具有暗示性地笑,很快就笑得倒抽气。而我被他们排除在外,心情变得激愤起来。于是,在他们笑得最热烈的时候,便哭了起来。这样,就招来了大人们。他们一致认为是那两个大的不好,分别斥责了他们,使他们转笑为哭,以泪还泪。如此这般,我们三个一人哭了一场,势态均衡,这才归于平静。
    两个阿姨在洗澡间里擦洗澡缸,同时叽叽哝哝,不晓得有多少知心话?我们几个则伏在窗台,看外边的夜景。不远处的中苏友好大厦,顶上的那一颗红星,在夜空里发亮。大厦的轮廓就像童话里的宫殿,宽阔的底座上,一排罗马廊柱。第二层,收进去一周,壁上环着拱形的巨窗。再上去一层,再收小一周。逐渐形成巍峨的塔状。大厦底下,有喷泉,虽然在平常日子里不开,但喷泉周围宽大的大理石护栏,看上去就已经相当华丽。有了这座宫殿,四周都变得不平常了,有一股伟大而神奇的气息笼罩在上空。街道上,静静地驶过车辆,在方才说的,弧度的街面上,灯光聚集的带子里行驶,车身发亮。我们感受到静谧的气氛,也因为刚才都哭过,心底格外的安宁。这一刻,大人们没注意到我们,他们热烈地谈着他们的。这时候,他们要比我们吵闹得多,也挺放肆的。
    楼下院子里有时会进来一辆车,缓缓停在大厅门前。其余大多是没有动静。院子门口那两个持枪的哨兵,好像两座雕像,一动不动。有两辆自行车从前边的马路上骑过,骑车人压低了身体,猛蹬车的样子,表示外面起着大风,气温相当寒冷。而我们这三个,热得涨红了脸蛋,汗把头发都濡湿了,一绺一绺粘在脑门上。大人们终于想起我们来了,于是,一个接着一个,被捉进去洗澡。每一个人被捉的时候,都尖声叫着,同时,疯狂地笑着。我们家的这个阿姨,是个对孩子有办法的女人,她一下子就逮住一个,三下五除二地剥去衣服,摁在澡缸里。她做什么都干净利落,且不动声色,很得我们父母的欢心。可我们都怕她,只有在父母跟前,晓得她不敢拿我们怎么样,才敢同她混闹一闹。她的名字叫葛素英,长了一张鹅蛋脸型,照理说是妩媚的,可她却不,而是有些凶相。她的男人有时从乡下上来看她,她也不给一个笑脸,尽是骂他,尤其在他吃饭的时候骂他。葛素英和我们一同吃,却不让他上桌,而是让他在灶间里吃。这个嗜赌的男人,坐一张小板凳,捧一个大碗,头埋在碗里,耳边是女人毒辣的骂声,匆匆地咽着。他住了几天,葛素英就骂了几天。最后,要走了,葛素英从贴身衣袋里摸出手绢包,打开,数出几张钱递给他。这时候,她的眼泪流下来了,可是,一点没有使她变得软弱。现在,澡缸里的蒸汽熏着她,她的脸也红了,用刨花水抿得又光又紧的头发起了毛,松下几丝散发,贴在脸颊上。而且,她笑着对付我们。这到底使她温柔了一点。
    我们终于一个一个地洗了出来,好像剥了一层皮。经过肥皂水的浸泡,用力的揉搓和清水冲洗,全身发红。而我们的喉咙,也都因为尖叫和狂笑,变得嘶哑了。洗干净的我们,被大人揿在椅子上,再不许下地了。他们让出桌子的一角给我们,让我们玩些文雅的游戏。于是,我们便打牌。
    这副扑克牌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是一副旧牌。纸牌的边上,都起了毛,但一张也不缺损。我们只会打一种牌,抽乌龟。这副牌,在我们手里抽来抽去,不知道抽了有几百遍,就是这么抽毛的。“抽乌龟”的玩法,是这样的:先要剔去大怪和小怪,这两张不成对的牌。再在桌底下抽走一张牌,倒压着,谁也不许看。如此,牌里就有了一张落单的牌,这就是“乌龟”。然后,发牌,各自理牌,成双的牌都扔掉,只剩单的。这样,游戏就开始了。打牌的人依时针方向,从对方牌中抽牌。抽到的牌倘若能与手中的某张牌对上,便扔掉,反之,则留下。周而复始,最终就剩下那张落单的牌。握住此牌的人,就做了乌龟。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来决定胜负的游戏,可正因为此,就很刺激。我们一打上手,就打个没够。而且,越打越认真。
    大人们也先后洗了澡,两个保姆再接着洗。她们很神秘地,把卧室通向外屋的门关上。于是,无论洗澡间里的水声,还是她们的私语声,全都听不见了。大人们的谈话也进入一个比较平静的阶段,轻声细语的。总之,这时候,房间里很静。中间来过一次服务员,送来开水,还问需要不需要什么别的。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就这样,他们大人在那半张桌上说话,我们小孩子在这半张桌上抽乌龟。我们三个,每人都做过几轮乌龟。牌局渐渐有些紧张,便也沉默了。
    现在,我姐姐又脱手了。比较起来,她当乌龟更少一些。也可能只是看起来这样,她比较不那么在乎当不当乌龟,就显得比我们轻松。她甩出最后一对牌,就走开去,又吃又喝,不再关心结局。于是,就剩我和男孩较着劲。我们一来一去地抽着牌,这时候,“乌龟”不是在他手上,就是在我手上。可是,这一回,我的运气很好,抽到的总是成双成对的牌。看起来,“乌龟”很可能在他手上。很快,事情就要见分晓了。轮到我抽牌了。我手上只剩下一张牌,他呢,有两张。谁做乌龟,就看这一抽了!两位保姆已经出了浴室,卧室的门重又打开。她们穿戴整齐,洗好的头发重又紧紧地盘了髻,双手相交地放在膝上,坐着,就像两个淑女。除了脸色更加红润,就和洗澡以前没什么两样。
    这个男孩是个多病的家伙,他奇怪地对一切事物过敏。有一回,他吃了几口酒酿,竟也醉倒了,身体软得像面条。而我宁可相信这是他在装疯,因为他也是很会来事的。可是这时候,他变得严肃了。像他这样一个机敏的人,总是有办法化险为夷。这一次,却难说来了。事情就在眼前,也不由他做主,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他的两只手握着这两张牌,毕恭毕正地端坐着,等着我抽牌。他全神贯注地看着牌,尽可能做到面无表情,让我很难猜测到左边的这张是乌龟,还是右边的那张是。这对我也是一个困难的时刻,非此即彼,我必须做出决定。大人们在柔声细语地说话,保姆们竖起耳朵听着,也不管听懂还是不懂。姐姐悠闲地坐在椅上。她的坐姿很不好,上半身完全瘫在椅面上,好像不是用屁股坐,而是用腰坐。可是没有人去管教她。
    我的手伸向他去,试探地摸着其中的一张。这时候,他抬起眼睛看了我一眼。简直是神至心灵,我捏住那张牌就抽。可是,却抽不动,他双手紧紧地握住牌。我再抽,他还不放。他的眼睛始终看着牌,脸上做出若无其事的表情,可就是不松手。他握牌的手指关节微微发白。谁也没有看见这一幕,都在忙自己的事。我们相持了很久,这张牌终于禁不住了,拦腰断成两截。一截在他手里,一截在我手里。我“哇”一声大哭起来,惊动了大人。他们围拢过来,看见的是两截断牌,便以为我是因为犯过失才内疚和害怕地大哭。他们纷纷安慰我,没关系,不要紧,不怪你,诸如此类的话。而我又怎么能说得清个中原委?无尽的冤屈哽得我气也喘不上来,只有更大声地哭,踢腿,蹬脚。几个大人上来一起按我。而我竟还能透过泪眼,注意到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男孩将手中剩下的那张“乌龟”混入牌中,一下子无影无踪。
    这一个晚上,是在睡眠中结束的。这场大哭之后,聚会达到高潮。洗澡,受热,疯玩,笑和哭,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于是,我立即睡熟了,终于没能坚持到底。后来,他们又玩了些什么,玩到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回家,一概不知。至于那张牌,因为没有人提起,我便也没有机会辩解,事情不了了之。那时候,有很多次这样的聚会,都是在不知觉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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