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情需要用外力——诸如法律、道德等来维系时，也许外力无情地暗示了人的善变与爱情的脆弱。但当外力强大至战争、毁灭、生死存亡时，爱情又似乎超凡脱俗地回归了本真——只是人与人之间的需要，只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简单且没有要求的爱。
    不知这能否算作爱情的规律。但在读过周东屏与徐海东的爱情故事后，我固执其是了。
    他们的爱情发生于长征途中。那时，周东屏叫周少兰，1917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县贫苦木匠家庭，7岁失去母亲，10岁当童养媳，13岁踏上了革命的道路。1932年，周少兰随中共皖西省委转移到鄂东。是年秋，新的红25军成立，周少兰入伍了。先在兵工厂工作，后来到25军军医院当护士。当时医院的条件，设施之简陋超出想象，支撑她坚持下去的理由，大概能从她的歌声里找到：“……参加红军闹革命，咱妇女翻了身……做一个女英雄多光荣……”
    有时间，人宁愿为尊严活着，而不仅仅是为温饱。
    正当她在革命队伍里找到自我，成长进步时，25军要长征了。出于行军安全与便捷的考虑，部队决定遣散7名红军，并发给她们每人八个银元。迷茫与绝望，让她们感到了真正的自伤心。于是，站在路旁，抱头痛哭。这时，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问：“你们为什么哭鼻子？”是副军长徐海东。周少兰壮着胆子，请求徐海东留下她们。
    被打动了的徐海东，做出了让她们继续跟着部队走的决定。他绝没有想到，这个决定将对他产生多么重要的结果。
    1934年年底，部队进入陕南后，与敌进行了一次恶战。徐海东在战斗中负伤。这是他第九次负重伤，前八次他都奇迹般的从死神手里溜走。但这次，一颗子弹从他的左眼下方打进，从后颈飞出，穿过了徐海东的头，却避开了要害部位。也就是说，这颗子弹虽不即刻致命，但结果不容乐观。无设备无药品的医生除了用盐水洗伤口，用绷带包扎之外，没有办法。血汩汩地流着，不省人事的徐海东蚕食着战友们的希望。
    周少兰被派来护理徐海东。她用心地换绷带，擦拭伤口，用嘴吸出卡在他嗓子里的痰……一天过去、二天过去，周少兰日以继夜、不敢合眼。就在人们的希望既将殆尽的第五天，徐海东睁开了眼睛。他调整着模糊的目光，就像对焦镜头，在逐渐清晰的视野里，出现的是周少兰的眼睛和面容。他觉得在哪里见过她，但一时又想不起。他轻声问道：“现在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周少兰的眼泪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流了下来，她说“首长可醒过来了！五天五夜不省人事，一句话也没说，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的头肿的像米斗，却笑着说“我可没着急，倒是睡了个好觉。”
    当爱情需要条件时，是一个无底洞。当爱情不需要条件时，简单得只是从昏迷中回归人间时见到的第一个人和她的眼泪。就像现在，徐海东爱上了周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