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命运，但也不时觉得被冥冥中的力所控制，使你不敢预卜将来。我在瓯江的滚滚的涛声中降生，却在太行山脚下的清西陵渡过了一生中最宝贵的十年。
　　十一年前，一个秋风萧瑟的傍晚，我们搬迁的汽车从京广线的高碑店站出发，穿过秋收后空寂的原野，进入了太行山区。汽车颠簸了一百多里，看不尽路旁的荒山野岭。终于，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浓密的松林，在幢幢的阴影里，宫殿翘起的飞檐泛着淡淡的月光。
　　太行山缓缓的余脉，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易水河蜿蜒的支流在盆地里淌过，显得那样恬淡幽雅。当年那些通晓阴阳的风水先生们很费了一番苦心，才选中了这块高山中的平原。据说是因为西陵山幽水清，很有灵秀之气，四周群岭环拱，大可藏龙卧虎，正好留住皇家的风水。于是乎，皇恩浩荡，膏泽遍及山野，平凡了千万年的山岭换上了龙凤一类吉祥的名字。
　　老人们喜欢搬弄掌故，少年人却被新奇的景致所吸引，我们的车子里发出一阵欢呼声。继而，又被四周荒索的气氛所感染，人们渐渐平静下来。洁白的月光从松树枝叶的缝隙中筛落在汉白玉的石路上，显得格外清冷，路边的灌木丛和荒草在秋风中发出低沉的呜咽，令人毛骨悚然，同行者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躲进了母亲的怀抱……二西陵是清朝的皇家陵墓，在这里埋葬着以残暴奸诈闻名于世的清世宗雍正、平庸无能谨守父业的清仁宗嘉庆、素有节俭之名却又两造寝宫，挥霍无数银两的清宣宗道光，和虽有图强鸿志却终毁于那拉氏之手的清德宗载史上表演了一出改良悲剧的光绪帝，以及他们的一些后妃。
　　整个陵区方圆一百五十多里，建筑布局匀称，规模宏伟。朱墙金脊，石阶玉廊，体现着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风格；加上雕梁画栋，形成了特有的庄严华贵的气派；斑斓的彩饰，精美的石雕更显示着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
　　四座帝陵中，雍正的泰陵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雍正之时，刚刚经过康熙六十年的“太平盛世”，天下较为富庶，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由于雍正其人荒淫贪婪，不惜横征暴敛。泰陵从最南端的大石桥到最北端的方城，绵延五里长的御路上，分布着几十种不同的建筑。御路南部的圣德碑亭，只占泰陵全部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却已耗银数万两，整个陵寝耗资之巨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更不用说有多少民工劳累致死。
　　作贼心虚的人，往往神经过敏，也就越发喜欢虚张声势。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邻居讲古的老人讲过雍正篡位的故事。他们说雍正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本意传位第十四子，狡诈的雍正却买通了内侍太监，派人盗得遗嘱，在十字上加了一横一勾，变“传位十四子”为“传位于四子”。然后，药死康熙，篡得帝位。事后，他软禁了太监，杀害了知情者和十四子一门老小。为了掩天下人的耳目，他的文字狱也搞得格外厉害，牵强附会，甚至无中生有。文人中有罹文网者，不仅要夷灭九族，还要掘墓鞭尸，以此来钳文人之口。所以，那一时期的史籍多歌功颂德之词，少褒贬激刺之说。然而他攥住了文人的笔，却躲不过武人的刀，尽管雍正深居简出，还是被仇人偷了头去。相传泰陵的地宫中，雍正的尸体上是一个十三斤重的金脑袋。至于这个金脑袋现在是否还在，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一个金疙瘩是很难不吸引挖坟掘墓之徒的。
　　儿时的记忆总是很清晰的。成年之后，每当我走在泰陵的御路上，就会想起这个故事。我曾向许多熟人讲起过它，加起来也不下几十遍了，听的人总觉得新鲜，讲的人也未曾觉得厌烦，也许是这个故事里有一些启迪我们的东西吧。
　　三碑亭的北面有两对一丈来高的石人，那是一对身着补服，脚登朝靴，头冠顶戴花翎的文官，和一对身着铠甲、腰挎弯刀、头戴帽盔的武将。男孩子们喜欢骑在石人的脖子上，给文官画上一副大大的眼镜，给武将画上两撇长长的胡须。
　　不知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就产生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自觉地把脸转向一边。文官麻木的脸上带着虚伪的笑容，武将立目横眉，貌似威严，却更显得愚钝可笑。年事稍长，看了一些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雕刻肖像，相形之下，才明白，这些石人让人厌烦的原因是缺少人体的曲线和精神。转而一想，封建专制制度是束缚人的精神的，没有精神的肉体必然缺少优美的形态。这四具石像僵直的体态，呆板的神情不正活雕出封建时代忠臣良将的精神面貌吗？
　　人们在陵区内漫步，听见孩子们的歌声笑语，看见奔驰来往的拖拉机，会情不自禁地感叹“换了人间”。是呀，昔日的皇家禁地如今已经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可是，如果你曾看见过人们在写着“万寿无疆”字样的宫墙下，木然走过的情景，是否会想到：旧时代遗留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到西陵进行社会调查，一个参加过光绪陵建筑的老人对他们说：“光绪帝可好了，我们干一天活给三个大烧饼”。一个劳动力的价格只是三个烧饼，对于如此残酷的剥削，被剥削者竟能感恩戴德，这怎么能不让人想起鲁迅笔下那个可悲可怜而又可笑的阿Q。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却也可以算是最“幸运”的王朝。它不同于秦汉灭亡于农民革命的连天烽火；也不同于宋明，倾覆于外族入侵的铁蹄。